從清華教授到先鋒創業者, 她正用“質譜”改變中國

2019-12-12

2019年9月,《財富》雜志發布的“2019年中國40位40歲以下商界精英”榜單中,豪思生物創始人、CEO栗琳是其中的一個。豪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基于質譜技術的高科技企業,致力于阿爾茲海默癥早期診斷、治療與監測相關技術的研發。栗琳堅信,通過這一代“質譜人”的努力,在未來三到五年里,國內整個質譜行業檢驗水平至少要跟美國齊平。


2016年,生命科學領域的早期機會是華創前沿科技小組的一個重要投資方向,出于對這一領域的看好,華創資本對豪思生物公司進行了投資。


以下這篇內容來自于《美好家園》12月刊,通過對栗琳的采訪,我們可以看到未來越來越多的病可以通過質譜技術,提前發現、提前救治,這項技術的光輝和價值,可以無限地放大。



栗琳:用“質譜”改變中國
文|金雪

看著臺下稀稀拉拉、正吃著盒飯、聊著天兒的聽眾,栗琳一站到臺上就愣住了。在這一刻,栗琳知道自己的血液正在大量涌向頭部,耗氧量也在急劇攀升,一股腦的怒氣瞬間集結在一起開始游走,在身體里急迫地找著突破口。

這幾乎是整個2016年,栗琳覺得自己最生氣的一個瞬間。

“你們要是想聽我講話,就不要再講話了!”栗琳沖口而出的這句話,嚇壞了臺邊站著的市場部同事。栗琳轉頭告訴臺下的助理,“把會場燈暗下來。”她想讓所有的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PPT上。




2007年從北大生化系畢業后,栗琳在歐洲留學的七年間,拿到了馬德堡大學神經生物學碩士和劍橋大學及維也納大學聯合培養的化學博士。即便到幾年后的今天,栗琳依然是維也納醫科大學史上唯一一名華人助理教授。

31歲那一年,栗琳被清華大學當時的副校長施一公邀請回國,建立了臨床神經生物學基礎研究平臺。她曾經入選“清華北大生命聯合中心”青年學者,成為這里年輕的獨立學術帶頭人。

在栗琳的課堂上,下面坐著的都是崇敬她的學生,快節奏語速和密集的知識點容不得絲毫走神,交頭接耳吃東西事情更是絕無可能的,甚至沒有人敢開手機,因為她看到會“一個粉筆頭甩過去”。

但這一天,第一次面對臺下這樣漫不經心的聽眾時,栗琳忘了,她當時的身份不是清華的教授,而是一家剛剛成立的生物科技公司的創始人。臺下坐的也不是學生,而是三甲醫院的科主任們。她此行是為了在這場有關質譜檢測的學術論壇的午休間歇,把自己公司的產品推薦給醫院,而這短短的15分鐘 “盒飯會”的交流機會,還是她公司市場部“花了錢的”——成為當天論壇的贊助商之一,才能得到在午餐時間宣講的機會。

這是豪思生物成立以來參與的第一場大型商業活動。“單刀直入”式的宣講后,栗琳心里也知道,她可能是搞砸了。
 
從清華教授到“推銷員”

栗琳記得,那天她板著臉講完,一下場,在臺邊等著她的市場和銷售的同事就說,“完了這次”,“栗老師你怎么能這么講呢……”沒想到的是,臺下的科主任們紛紛圍了過來,討論學術、咨詢產品,甚至還有合影。

那天過后,豪思生物和北京婦產醫院建立了深度合作關系,三年后(2019年),在與北京婦產醫院的共同合作下,豪思生物的一款關于維生素D的質譜檢測產品在全國超過20家三甲醫院正式落地,首都醫科大學同仁醫院、武漢同濟醫院、西北婦幼醫院等都在其中。

這是一款技術上實現了顛覆意義的血液質譜檢測試劑盒。在生物科技領域,質譜是一個極其強大的技術平臺,圈外人可能很難理解它的力量。施一公形容質譜技術,“像是一雙智慧的眼睛”,可以看到人體內的蛋白質、氨基酸和代謝小分子。

“之前,測小孩子的營養狀況,比如測維生素D,國內基本只能測總D含量,如果要測精準的亞型指標,比如維生素D2、D3,是要抽靜脈血的(指尖血量太微少,且雜質過多)。但是小孩子很難去抽靜脈血,所以基本上這一塊家長和醫院都不太去做。”而栗琳引入的檢測方法,可以通過指尖的一點點血液,精確判斷多項人體健康指標。




事實上,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和地區,這樣的檢測十分常見。“拿我們現在在做的質譜檢驗來說,美國有400多項在醫保范圍內。國內有多少?把所有自費的都加在一起,也只有幾十項。”這讓栗琳心里很不舒服,“很多在國外每一個家庭的孩子都能做到的檢測,我們中國的孩子是做不到的。

栗琳總覺得,一項檢測就算很簡單、很便宜,但是在提前發現、治病救人的這一點上,它的光輝和價值,可以無限地放大。

讀博期間,栗琳曾用四年時間,走遍了全球北美、南美、非洲、中東的37個多個國家。她親眼看到了,由于質譜檢測業的落差,讓很多國家在精準治療上拉開了差距。“同樣是缺鈣需要補充維生素 D的例子,美國在臨床上的重要指標是看D2和D3的比值。但在包括中國內的一些國家,由于技術水平達不到,醫生只能看總D,等于是在蒙著給病人開藥。看到總D降低了,他會給你開一個維生素D3,過幾個月,看總D的量沒補上來,鈣還繼續缺著,再給你換一個D2。

而對于很多早發現即可治愈的重癥,檢測手段的缺失所導致的后果,更加無可估量。“在美國落地的每一個新生兒,出生三到五天內都有一個足根血檢測,寄到當地的檢測中心去篩查48種代謝病。像苯丙酮尿癥這些代謝病,只要早發現的話,都是可治愈的。因為小孩子你沒法去問診,所以他哭了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漏診的話,這個小孩子很可能會喪生于器官衰竭。

剛回國的那一年,栗琳驚訝于這項在美國二三十年前的普及率就達到100%的檢測,在北京這個她認為是中國醫療體制最完善的地方,2017年才上升到35%。曹正是北京婦產醫院檢驗科副主任,也是中國醫師協會檢驗分會臨床質譜檢驗醫學專委會的主任委員,他看到美國很多臨床研究和治療,都得益于質譜技術的應用,“而中國質譜技術真正應用到臨床只有少數醫院不多的幾個項目,也導致一些相關的研究和應用項目開展得并不順暢。

2019年,在創辦豪思生物的兩年多后,栗琳正式從清華大學離職,全身心投入質譜檢測的創業中,也引來了一批人的跟隨,栗琳現在的助理石浩威,就是清華任教時的同事。公司也從最初的幾個人,到20人,到后來的超過百人。

栗琳外出演講的PPT,很多是在以前的基礎上改一改,唯獨只有每年的年終總結和展望,她要從頭到尾重新做一遍。

“從檢測項目來說,距離發達國家,國內大概有320項的差距,我們相信這320項也許不是全都適合中國人,所以我們篩了篩,大概有200項適合國人。”栗琳為豪思生物設定了一個時間表,要按部就班地把這些檢測項目引到中國來。

跳出舒適區

2019年9月,《財富》雜志發布的“2019年中國40位40歲以下商界精英”榜單中,栗琳是其中一個。

榜單中有很多耳熟能詳的創業公司和創始人,比如閃送創始人薛鵬、每日優鮮創始人徐正、滴滴出行創始人程維,栗琳自己在榜單中一行一行看過去,就覺得和大家不大是同類人。

“感覺比較慚愧吧,我肯定不算是個商業精英。”剛從清華出來時,栗琳感覺有些不習慣,“原先大家都叫栗老師,現在很多人叫栗總,我第一反應就覺得不是在叫我。” 




科研人員是讓栗琳感到最舒適的定位——與跟人打交道相比,跟數據打交道讓她覺得更踏實。“在探究一個科學問題的時候,我們做實驗,拿到結果,結果反映的是一個真實的現象,我們也許根據這個結果會調整實驗方案去再去做實驗,總會有一個破冰點的,一點點去探究整個背后的分子,各種疾病的分子機理。

但在創業之后,栗琳的處境瞬間變得有點復雜了。跟政府、生態圈、客戶,甚至下屬員工溝通起來,都讓她多少覺得有些吃力。“每句話單獨聽著都很對,連起來我就不確定了,我總要想這個話背后是什么意思,這個話也許是反著說的。

跨出舒適區的急迫性來自于栗琳的商業嗅覺被激發。對她而言,這種商業嗅覺不只是來自于需要通過科研成果變現、賺錢,而是如何讓科研成果成功轉化,讓科研上的突破,變成現實生活中,實實在在可以幫助人們改變生活的工具。

豪思生物的首席科學家GertLubec教授,是栗琳在德國讀碩士時的老師,也是RedBull(紅牛)的創始顧問和技術負責人,栗琳也因此曾有6年時間兼任紅牛海外研發中心的首席科學家。回憶起來,栗琳覺得自己從一個實驗室小姑娘,到真正對商業產生向往,就是在Gert Lubec的影響下完成的。

30多年前,GertLubec發現,當一個人特別累的時候,體內有很多的氨基酸的含量會特別低,他找到了一種叫?;撬岬奈镔|,吃下去之后可以激活自己的咖啡因通路。后來,就有了盛行全球的紅牛功能飲料。

這樣的轉化讓栗琳很震撼。在紅牛的6年間,她第一次真真實實地見證了商業的力量。她看到了一個日常實驗中一個偶然的小發現,是如何讓全世界人獲益,如何在生活中深入到各個角落,又是如何支撐起一個從未上市卻依然能保持每年凈利潤增長超過兩位數的商業帝國。

尤其在她游歷全球的幾年間,看到了不同國家、不同的階層、不同皮膚顏色的人們的生活狀態和他們的醫療體系時,她更清晰地認識到,對她而言,更有價值的應該是盡她所能,反哺或改變中國醫療的一些現狀。“這比我再發幾篇非常棒的文章,再申請幾個非常好的專利,可能會更有滿足感。

“敢做夢,很重要”

在栗琳的世界里,研發應當是一種靈感和興趣交織而成的探究激情。“如果對科研人員的考評,需要靠市場驅動、文章驅動、專利驅動,或者這個實驗室今年研究什么,明年研究什么全都被安排好,會有大量的創新在一開始就連苗頭都沒了。

栗琳鼓勵她的學生,放開手腳去創新。她很欣賞的一位學生的實驗,就是通過質譜技術,看到了人的眼淚在開心時和傷心時的區別。這位學生發現,在一個人情緒變化時,大腦垂體分泌的所有激素、荷爾蒙都是不同的,而這種變化,竟然可以影響眼淚的構成。盡管推給很多公司時,對方覺得這個成果看不出什么價值,但栗琳就是覺得,“哇!這是一個特別棒的發現。敢做夢,很重要。

2014年時,栗琳在亞馬遜雨林第一次仔細地、持續地觀察了無數蜘蛛網。她發現,無論天氣、空氣濕度如何,這些結在樹枝之間、花叢間、果實旁的大大小小的蜘蛛網,永遠是濕潤的。“一旦某個蜘蛛網干了,那一定是上面的蜘蛛死掉了。

在雨林中的小木屋里,栗琳翻來覆去睡不著:一個干的蜘蛛網,和一個濕的蜘蛛網有什么分別呢?栗琳每天琢磨著這個問題,直到有一天,她發現蜘蛛網的蛋白的骨架上面,有非常多的糖基,這種糖基像一只小手一樣,可以抓住水分子。“我們把樣本取回到學校后,繼續做研究分析,然后就稀里糊涂發了文章,還稀里糊涂申了專利。”后來,維也納醫科大學的一個科技成果轉化的辦公室把這個研究成果成功地出售給了歐萊雅,用在了對皮膚補水效果的提升上。

科學成果轉化機制,是夢想和現實的橋梁。在很多國家,這種機制已經變得非常成熟,甚至衍生了很多專門以此為業的職業經理人。他們在一項科研成果進入到完成階段時介入,幫助研發者和市場做對接,讓科研成果變成商業產品,真正派上用場。很多學生畢業后,也會在大學附近成立科技公司從事這個業務,但在中國,這樣的轉化機制還不夠完善,很多研發成果最終只成為了一個專利證書。這也讓栗琳覺得非創業不可——“得讓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起來”。

成立豪思生物之后,栗琳想方設法拉身邊的很多人“入伙”。銷售總監何啟鑫、營銷副總殷耀宏、運營總監丁亮,都是栗琳多年的朋友。當然,過于熟悉的朋友在一起共事,會議室的桌子就有些可憐了。“討論問題時經常翻臉,掀桌子的情況有時候也有吧。”栗琳說著就笑開了。


在自然界,能證明1+1=2這種因果關系,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要讓科研成果真正對生活發揮所用,就需要專業的商業手段助推。即使商業和學術是兩條平行線,栗琳相信,大家一起努力,總能找到交點,“掀完桌子我們也能一起去吃飯”。

今年9月,栗琳和施一公離開清華之后所創辦的民辦大學——西湖大學還成立了豪思-西湖質譜轉化中心,這里有一群希望改變中國科研教育體制的人們,他們希望這里的評估體系不只是文章和專利,還有一個重要的維度——轉化。

栗琳和施一公說,“等我有了錢,我要在這自己捐一個實驗室,然后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研究出什么成果就是什么成果。誰也別管我。”施一公笑笑說,“行。
 
如果可以改變世界

栗琳告訴我們,她的終極夢想是把豪思生物做成一個百年老店,“但是這個不要對外說,實現不了就崩潰了”。栗琳有把握的是,通過這一代“質譜人”的努力,在未來三到五年里,國內整個質譜行業檢驗水平至少要跟美國是齊平的。


為了讓追趕速度更快,栗琳堅持把公司路線限定在專注于質譜技術上,即便很多其他項目熱度更高、利潤更高。何啟鑫告訴我們,這基本是平時會議室里掀桌子的主要導火線。在這件事上,栗琳從沒退讓過,她不止一次在提高音量蓋過對方時說,“你說的這個在短時間內可以賺錢沒有問題,但長遠看,這些沒真正幫到醫生和病人的檢測,一定會被時間給淘汰掉。”栗琳經常越說越生氣,“比如什么天賦基因,測不測有什么用呢?

栗琳堅持只做質譜,這在全國是唯一一家,畢竟把所有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風險大一些。但這也讓公司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集中、更快。

豪思生物成立的三年間,在北京、四川、江蘇建立了三家第三方質譜臨檢中心,每天來自全國幾十家醫院的樣本在這里完成檢驗后,結果會再返回給醫院,最后到患者手中。單是四川一家臨檢中心,每個月的指尖血檢測數量就在2萬例以上。

這其中也包括栗琳四歲的女兒。幾天前,栗琳的女兒所在的幼兒園,組織集體測指尖血、檢查身體狀況。大家排著隊一個接一個往前走時,栗琳的女兒回頭跟同班小朋友說,“你看,這個檢測是我媽媽帶回到中國來的。

而今,栗琳和團隊正在籌劃著,讓這種樣本采集,真正下沉到C端。因為他們看到很多白領,尤其是投行、金融行業、咨詢公司,這種壓力非常大的行業,他們很難有時間和精力經常去醫院做體檢。“這時候就可以在手機App上下一個訂單,我們給你送一個試劑盒,你用里面的收集器扎一下手指,或者是給一點點唾液。幾分鐘之后就可以在App上看到有沒有問題,有什么問題。”丁亮記得,當時最吸引他加入到豪思生物的原因,就是看到了這個計劃的空間和價值。




很多人在重陽節送粽子、中秋節送月餅,栗琳不會。甭管什么年節,她都給親朋好友送試劑盒。因為她深知,在質譜技術的加持下,包括阿爾茲海默癥在內的很多神經退行性疾病、甚至癌癥,都可以通過這種方式讓人們在遠還沒發生前,就可以提前發現、干預和治療。

而基于質譜技術,栗琳和豪思生物能做的,也不僅僅是檢測這么簡單,在臨床治療、藥物研發上,都有無比廣闊的探索空間。

做著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情,栗琳越來越適應科研人員以外的角色。盡管有時路過清華那棟臨街辦公樓,看到三層靠右邊的三個窗戶時,心里還是有點酸酸的——那曾經是她的實驗室。“我放下的可能是一整條人生軌跡,不是一個職務或者工作什么的。

《百年孤獨》給栗琳的震撼,不僅僅是一本傳世名著帶來的共情。栗琳記得,加西亞·馬爾克斯在發現自己的記憶一直在喪失之后,他開始把所有東西寫下來,雖然后來成了作家,但當他病到連文字是什么意思已經也記不住的時候,就已經沒有辦法再去做些什么了,這幾乎是全球阿茲海默癥患者老年的縮影。

栗琳也曾經特意去荷蘭的霍格威小鎮上,住過一段時間。這里和普通的小鎮沒什么不同,電影院、廣場、餐廳、超市、咖啡廳、酒吧…但是在這里生活的,基本只有阿爾茲海默癥病人,和他們的護理人員。“所有患者在那里面也覺得自己過的是正常的生活,他們可以正常工作,比如餐廳服務員,上錯了菜,收錯了錢也沒關系,大家都知道。

盡管這樣善意的小鎮正越來越多,但全球每3秒鐘就會產生一位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速度,讓“抗衰老”成為世界級難題。要改變世界,檢測只是一部分,預防和治療更必不可少,但目前為止,還沒有可以從根本上治療阿茲海默癥的藥物發售。

好在,全世界正在迎來曙光。今年10月,美國百健公司(Biogen)旗下的全球首款治療阿茲海默癥的藥物,正式通過臨床測驗,有望量產。而屬于中國的本土藥,也正由一批中國的科研工作者全力推進著,栗琳就是其中一位。

制藥周期十分漫長。2012年,栗琳曾經首次提出“學習和記憶”相關的蛋白通路,為阿爾茲海默癥藥物研發找到靶點。“明年終于有希望可以拿到臨床批復,讓我們的藥正式進入臨床”,栗琳期待著,未來有一天,可以讓人類不再衰老。

轉自《美好家園》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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